1951年7月，孙承佩（右二）在朝鲜开城与中外记者团部分成员合影，当时他的身份是《光明日报》特派记者。

1985年9月，孙承佩在重庆的一次会议上。

孙承佩在工作之余撰写了京剧历史剧本《官渡之战》，该剧已入选《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文化工程。（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今年12月29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统一战线和宣传文化工作的忠诚战士、九三学社卓越的领导人孙承佩同志诞辰100周年。同时，今年又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九三学社创建7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回顾孙承佩同志的历史业绩和重要贡献，学习他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对于我们继承九三学社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投身学生爱国运动

孙承佩同志原名耿殿文，1915年12月29日生于山东省桓台县。学生时代，他就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15岁他就读于设在青州的山东第四师范学校。1934年，由于参与反会考运动受到学校当局的迫害，他被迫退学并改名换姓，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当时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拥有一批著名的进步教授，如许德珩、李达、陈豹隐、程希孟等。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孙承佩同志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阅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进步书刊，自觉思考中国革命和社会问题。

在进入大学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孙承佩同志在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成为进步学生中的骨干。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参加了1935年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作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代表当选为北平学联执委，并且加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以笔为枪的新闻战士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指派，孙承佩同志到山西十九军做政治思想工作，后又到陕西宜川“民族革命通讯社”工作，自此以笔为枪，为抗战时期的新闻事业和党的宣传文化工作竭尽智慧才华。他初任通讯社榆林分社记者，负责报道前线战斗情况，写下大量团结抗战的报道。后来他返回通讯社总社负责编辑抗战电讯，并协助一批友人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1943年初，孙承佩同志来到重庆，担任重庆《新蜀报》主笔，撰写了很多国际时事评论和通讯。由于视野宽广，观察敏锐，文笔犀利，他的文章很受好评。

1945年2月，孙承佩同志到重庆美国新闻处中文部工作，主要翻译宣传美军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消息和文章。这一时期，他翻译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战时苏联游记》，由重庆中外出版社出版，以后又几次再版，广泛流行于解放区，对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人民，起到了鼓舞和激励的作用。在重庆期间，他还经常为陈翰伯同志主编的《文汇周刊》撰写国际评论文章，在传播进步思想文化方面发挥了作用。

抗战胜利后，孙承佩同志来到北平，充分利用自己在文化界的关系，以在北平美国新闻处任职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45年冬，他和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知识分子办起中外出版社，出版进步书刊，销售解放区书籍，传播革命思想，受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和徐冰同志的称赞。1946年，他和另外两位同志翻译了英国记者斯坦因的名作《红色中国的挑战》，出版后引起了国统区读者的极大兴趣，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在此期间还编辑了《新闻评论》周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当局挑动内战的阴谋，影响颇为广泛。

活跃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

孙承佩同志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内战和独裁政策，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艰苦努力。1945年春，邓初民教授介绍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他加入九三学社，并经常与叶丁易、薛愚、袁翰青、方亮等九三学社的同志聚会商谈如何开展工作。同年春，许宝骙同志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1947年2月，徐冰和骆瑛同志介绍孙承佩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追求和夙愿。

1947年春，国民党当局在北平以清查户口为名，逮捕大批进步人士，其中包括中外出版社的几位同志。为此，孙承佩同志联络和推动许德珩等九三学社的知名人士给李宗仁、何思源写信，营救出一批被捕同志。

此外，劝阻张东荪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1947年2月许德珩、俞平伯等13名大学教授发表《保障人权宣言》，九三学社社员同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发表宣言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轰炸古城开封，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他都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参与创办《光明日报》

北平和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孙承佩同志作为《光明日报》社务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和胡愈之等同志共同创办《光明日报》。他历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采访部主任，总编室副主任，为办好初创时期的《光明日报》作出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还参加了九三学社的一些重要领导工作，并且通过《光明日报》的专刊和他主持的《新建设》杂志，广泛联系了社会上的一大批专家和学者。

1951年和1954年，孙承佩同志以《光明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对朝鲜停战谈判和日内瓦会议的采访，发表不少通讯报道，产生较大影响。

1955年，孙承佩同志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在此期间，他对北京自然博物馆、定陵博物馆和首都图书馆的规划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工作之余撰写了京剧剧本《官渡之战》。此剧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富英（饰袁绍）、裘盛戎（饰曹操）、马连良（饰许攸）主演，仅在北京就演出40余场，受到广泛好评。此外，他还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列宁论托尔斯泰》《马克思与工会》等著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

九三学社的卓越领导人

1958年，孙承佩同志服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工作需要，调九三学社中央任专职秘书长。此后，他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全身心投入到民主党派工作中来。他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执行局主任、常务副主席，协助许老（德珩）、周老（培源）主持九三学社中央的日常工作20余年，直到1990年猝然去世，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倾注了无数心血，为九三学社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孙承佩同志协助许老主持工作的前期，我国频繁发生政治运动，九三学社也不断受到冲击。在这样一个困难曲折时期，他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帮助九三学社广大知识分子提高认识，坚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左倾”错误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他总是保持冷静的头脑，自觉抵制各种错误做法，尽最大力量在社内做了大量沟通思想、正面疏导、稳定情绪、协调关系的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孙承佩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各地同志积极工作，和社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把被迫停止活动10年之久的九三学社工作逐渐恢复起来，开创了九三学社工作新局面。

他亲自到地方组织了解情况，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协助党和政府为许多社员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并到多地调查研究、考察社务。他以极大热情主持召开了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知识分子问题专题座谈会，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现在来看，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九三学社在参政议政工作方面的有益尝试，为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作用探索了路子。他大力支持和推动社各地方组织面向社会开展科技咨询，举办讲座或办学培训。这些活动成为九三学社社会服务工作的开端，对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着重要启发和指导意义。

1982年以后，孙承佩同志高瞻远瞩，从社的长远发展着想，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物色考察新人。他认为：“统战工作是党的长期战略任务，民主党派必须后继有人。”对于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他总是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关怀。九三学社的许多同志，都曾得到他的指引和教诲，把他视为良师益友。在他的努力下，社的第四次、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连续增选了一批德高望重、有较大影响的老同志和德才兼备、年纪较轻的同志为副主席，建立起一代新老合作的领导班子，增强了社的领导力量和活力，为九三学社90年代之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1954年始，孙承佩同志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59年至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他曾多次参加或带领政协考察组赴地方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或提出工作建议，常为起草、修改政协工作报告而废寝忘食。他还曾参加政协代表团赴国外访问，推动了政协与国外有关机构的联系工作。

尊重知识分子的楷模

孙承佩同志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行动。他常说，“人贵交心”，“九三学社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党派，我们要做好工作，多发挥每一个成员特别是专家学者的作用”。他从早年起就与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一直格外理解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正如周老（培源）在怀念他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他注意工作方法，善于排解矛盾，耐心做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与知识分子交知心朋友”。因此他与九三学社老一辈的关系都很融洽。

许老（德珩）89岁高龄仍孜孜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首先向孙承佩同志敞开了心扉。孙承佩同志立即向党组织转达了许老的愿望。后经邓颖超、乌兰夫同志介绍，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许老的入党申请，实现了他多年的追求。

孙承佩同志始终满腔热情地关心知识分子，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并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碰到的困难。20世纪50年代中期，俞老（平伯）因《红楼梦》研究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孙承佩同志几次去俞老家劝慰他、帮助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著名书法家启功夫妇生活一度窘迫，身患浮肿病。孙承佩同志在九三学社的特别费内批了200元钱，派专人送给启老夫妇治病，增加营养。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定位为基础性、战略性工作，这恰如其分地估量了党外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日益重要的今天，孙承佩同志做这一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就愈发显得珍贵。

和衷隐德莫能名

孙承佩同志信念坚定、矢志不渝，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始终坚守信仰、奋斗不止。

作为新闻界老前辈和统战工作的老领导，孙承佩同志虽身居高位，却始终立身谨严、清操自守、廉洁奉公、谦逊简朴，因而在九三学社享有很高的威望。几十年中，他经常为解决九三学社专家学者的住房困难而四处奔走，自己却一直住在西单一个胡同的平房内，没有暖气和卫生设备。20世纪60年代，北京市负责同志看到他家住房条件差，安排搬到条件更好的公寓去住，他没有同意。1963年全国政协负责同志再次提出，请他搬到全国政协的一幢条件很好的公寓楼内居住，他也谢绝了。他常说，我们的生活条件比新中国成立前强多了，不必再给组织添麻烦。这种崇高的品格，无不让人肃然起敬。

孙承佩同志顾全大局，胸怀宽广，作风民主，公道正派，是知识界和九三学社广大社员眼中的谦谦长者。他关心爱护九三学社广大社员和知识分子，尽力做好团结工作，从不背后议论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严老（济慈）在回顾与他的交往时曾说：“我感到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偶尔有些拿不准的问题也乐于与他商量，听取他的意见。他办事很民主，凡有重要事情都主动征求社中央主席和各位副主席的意见，与大家配合得很好。”这是严老真情实感的表达，也是孙承佩同志领导风范和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发扬。

“任劳负重，沥胆披肝，统战奇勋人共仰；兼听并观，鞠躬尽瘁，和衷隐德莫能名。”启老惊悉孙承佩同志逝世，含泪写下的这副挽联，道尽了知识界和九三学社广大社员对他的敬仰和追思，同时又与他的光辉业绩和道德风范是如此贴切。

孙承佩同志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在他身上，深深刻下了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和统战事业的历史轨迹。当我们沿着这一历史轨迹追寻时，就能够对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坚守，对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传统，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今天，先辈们孜孜以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真，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正在不断向前推进。经历了70年风风雨雨的九三学社，必须把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把他们的品格风范、道德文章传承下去，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对他们的最好纪念和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