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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总社迁北平考

更新时间:2016-09-13 18:06:00作者: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点击次数:975次

1946年5月5日,即九三学社成立大会的次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大批因抗战而被迫迁徙的民众先后踏上回家之路。九三学社成立大会选出的24位理监事,除2人留渝外,先后回迁南京、上海、北平、苏州等地。随着理监事及社员的陆续离开,九三学社自然也面临着一个迁移和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九三学社简史(2005年版)》(以下简称《简史》)是这样叙述的:“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总社在指导重庆分社成立以后,迁往北平”。1同一时期的其它有关九三学社历史的书籍,基本和《简史》的论述一致。2014年,郭祥同志撰写了《九三学社总社迁上海考》一文(以下简称郭文),对《简史》中的“总社北迁说”提出了质疑,并提出“总社初迁上海说”,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九三学社总社最初迁移上海,直到1950年3月,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恢复成立,九三学社中央(总社)才正式确立设在北京。”22015年,由王世铎同志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九三学社史话》,亦对1946年“总社北迁说”提出异议。毫无疑问,郭文的“总社初迁上海说”是对原“总社北迁说”的巨大颠覆。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正确?史实究竟又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是九三学社早期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很有必有考证清楚。本着求真务实和百家争鸣的精神,现就九三学社总社自重庆迁至北平问题作一考察论证,以就教于方家。

要厘清九三学社总社迁移问题,必须首先对“总社北迁说”和“总社初迁上海说”的由来作一探究。

“总社北迁说”,最早见于1950年1月上海《大公报》出版的《1950人民手册》。《手册》记载:“该社总社原设重庆,后迁北京”。3不过,《手册》并没有提及总社北迁的时间。

1952年6月29日,九三学社中央印制的《九三学社简述》首次提出总社北迁的时间。《简述》说,“1946年8月,总社迁到北京。”4然而,同一时期的上海《大公报》在其出版的《1952人民手册》中,对九三学社北迁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总社原设重庆,1946年10月迁北京”。5

1957年3月15日,由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和学习委员会编写的《九三学社概要》,沿用了《简述》的表述:1946年8月,社中央迁到北京。

1998年,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所著的《九三学社简史》重新表述为:“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总社在指导重庆分社成立以后,迁往北平”。6此后,九三学社中央关于总社北迁的时间,都沿用了这一说法。“总社北迁说”由此基本定型。

郭文主张的“总社初迁上海说”,其重要依据之一是1948年出版的《中国党派》一书。《中国党派》记载:“该社在重庆成立,国府迁都后,政治中心东移,始迁往上海”。7其实,在《中国党派》一书出版之前,就已经有类似记载。1947年11月,由江西尖兵半月刊社发行出版的《最近中国各党派》用一个章节对九三学社进行了介绍。文中说,“三十四年抗倭胜利后,国内民主之风浪,颇极高潮,于是褚辅成、许德珩、王卓然等情不自禁,乃以学社相号召,为纪念抗战胜利,用‘九三’命名,组织该社于重庆,该社虽以‘学’字为号召,顾名思义,应为纪念胜利之学术团体,无如该社首脑人物如褚辅成等,竟别开生面,标榜政治活动,并尽量吸收一般左倾文化人,形成一个政治团体,该社系成立于重庆,国府迁都后,复迁于上海,仍于重庆设立于分社”。此书还强调,“该社总社现设上海,并将于各地设立分社,现以重庆分社最为活跃”。8从时间上看,除九三学社自己发表的宣言及有关新闻报道外,《最近中国各党派》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对九三学社进行介绍和评说的公开出版物。

1983年,台湾学者王觉源在其所著的《中国党派史》中亦写到:“该社成立于四川重庆。国府迁都南京后,始迁往上海。仍于重庆设立分社,从事川省的活动”。9

比较这三本书中关于九三学社部分的记载及评说,大部雷同。例如,都强调九三学社虽以学社为号召,实乃一政治性的结社;对褚辅成、许德珩、王卓然、张西曼等人都有一简要介绍,认为他们系不满政府者;都详细记载了褚辅成在上海法学院主持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及通过的四项决议。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党派》《中国党派史》中关于九三学社的史料,很可能都源自《最近中国各党派》。

然而,根据已有和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总社北迁说”和“总社初迁上海说”其实都是错误的。

先来看一封信,其全文如下:

移今吾兄:

弟又生病,现幸略好。为四外长会议问题,此间曾讨论两次,昨日获有结果。成中西文意见书各一份,今特寄上,请转沪上社友讨论。为时间便利,西文稿已交此间外国友人发出,中文稿交《大公》、《文汇》通讯人员,惟不知能发表得出来否?兄收到后若仍未见报,可否由沪友讨论即发表(从速)?此间昨日大家有两意见:(一)九三总社究应设在何处?因此一问题不确定,进行上殊多障碍,即如几次平方朋友所拟之稿,未能征询沪友之意见即作为九三意见而发表(此次亦然),若不是朋友相知甚深,很可能生出意见!对于总社的地方问题,拟请沪上朋友讨论。(二)社务发展。社员较多,各地社员名单、履历,亟应制定,相互报告。(三)南京方面人数不少,不知进行如何?昨日海平有函致潘水书兄,上海同人亦可督促。余不尽,即询

近安

弟 楚

十八日10

此信(以下称“信十六”)是许德珩1946年春至1948年夏写给笪移今的22封书信中的一封,原件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系笪移今捐赠。笪移今在其回忆文章《九三学社的缘起和在上海的斗争》中曾论及这些信件,“那时我年轻,在褚老的委托和理事会的领导下负责推进社务,同时不断接到许老给我有关开展工作的指示(现存有1946年春至1948年夏许老给我的22件手书,及马叙伦、谭平山、陶行知等写给我的亲笔信)。”11因此,这22封信件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它们为我们了解九三学社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原“信十六”只写了日子“十八日”,没有写明年和月。但“信十六”中所提的“四外长会议”,是指1947年3月10日至4月2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届四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外长建议将解决中国内战问题列入会议议程。由于美国持强烈反对态度,会议最终未将中国内战问题列入议程。因为这次四国外长会议涉及到中国,引起了九三学社在北平同志的注意,经过讨论形成了针对四国外长会议的意见书。在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中,我们发现了这份意见书的原稿,其形成日期是1947年3月15日。同时,“信十六”中有“为时间便利”,“从速”等字眼,这说明“信十六”的写作时间与意见书的形成日期间隔不会太长,它要么写于1947年3月18日,要么写于1947年4月18日。根据许德珩致笪移今的22通信可知,若有要事相商,二人写信与回信的频率一般为2至8日。许德珩在1947年3月31日致笪移今的信中说,“二十四日手书得悉”。因此,“信十六”写于1947年3月18日,是比较符合二人的通信频率的。而许德珩于1947年4月28日写给笪移今的信中说,“多日未得兄函,为念。”这说明二人在4月的通信中断了一个时期。若“信十六”写于4月18就与此相矛盾。由此可以推断,“信十六”应写于1947年3月18日。

对1947年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之声明底稿

“信十六”确凿无误地表明,至少到1947年3月,九三学社总社设于何处的问题依然没有确定。在总社设立问题上,九三学社在北平与在上海的同志存有一定分歧。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九三学社社务工作的开展。因此,许德珩才会致信笪移今商讨此事。

综合来看,“信十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九三学社的社务工作。通信人是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记录的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因此其可靠程度要远远高于《最近中国各党派》的记载,同时也高于《1950人民手册》的记载。所以,“信十六”可视为九三学社至此时仍未明确总社设于何处的“铁证”。而下面我们还会看到,此信并非孤证。

在提出“总社初迁上海说”时,郭文除了《中国党派》对九三学社的记载外,还提出了三点依据。笔者认为,这三点皆不足为据。

首先,关于“兰园会议”。1946年5月12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兰园召开了理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了社务及时局问题。“兰园会议”既是九三学社早期召开的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也是最后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在九三学社早期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会议通过的决议提出:“设总社于京、沪区,设分社于重庆、武汉、成都、昆明、香港、广州、北平、天津及伦敦等地。”12然而,“设总社于京、沪区”只是“兰园会议”对于未来总社迁移的一种谋划和设想,这一谋划和设想是否落实了呢?无论是上海分社创始人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笪移今等人的有关史料或回忆文章,还是其他各位创始人的有关史料或回忆文章,均无总社设于上海或南京的任何记载。因此,“设总社于京、沪区”的谋划和设想是没有落实的。我们不能把“兰园会议”的一种谋划和设想当作已经发生的事实。郭文还提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成为全国政治副中心,众多党派和人民团体云集于此。”13但众多党派和人民团体云集上海,并不必然导致九三学社的总部也要设在上海。这其中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推论显然难以成立。

其次,关于九三学社在上海的活动报道。郭文列举了以下5则报道:1.1946年6月26日,九三学社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及致南京受难人士慰问电(重庆《新华日报》6月27日);2.1946年9月1日,九三学社发表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纪念宣言(重庆《新华日报》9月3日);3.1946年10月24日,九三学社发表对时局六点意见(重庆《新华日报》10月31日);4.1946年12月29日,上海十一团体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1日);5.1947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发表纪念“五四”宣言(上海《文汇报》1947年5月4日)。郭文认为,“以上报道,第一、二则《新华日报》均以‘本市消息’报道,但没有言论发表具体人员、地点详细报道。第三、四、五则消息,发生地是在上海。”郭文便以此为总社设在上海依据之一。这个理由能否站住脚呢?我们再来看看许德珩写给笪移今另外几封信的摘录:

“本社对时局及马夷初先生等被殴均有表示,明日(二十七)(渝)各报均可刊出。今将宣言及电稿寄来,请分送上海各报,并请沪上同人之参考也。”(1946年6月26日)

“此间留人不多,今日集会拟定数点,今寄来,拟请在沪同人斟酌,并请送沪上各报发表。”(1946年8月31日)

“前日留此同人曾聚会,对时局发表意见。今日寄往此间各报发表,特将原稿一份寄来,望从速商之留沪诸友并商之褚慧老,送到上海可能的各报发表”(1946年10月25日)

“在平同仁拟定宣言稿,多番斟酌,今寄来,请兄设法转印,分送同人斟酌,并望送《文汇》、《大公》及各报。”(1947年4月28日)14

根据这几封信可知,实际上除了第四则消息外,第一、二、三、五则消息都是由九三学社北平的同志起草,然后才寄给上海的同志商议讨论,并请上海的同志送报发表。众所周知,在当时的国统区,国民党的党营报刊在宣传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九三学社对时局的主张、宣言或声明等,都是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希望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这些宣言或声明自然只能选择那些与自己主张相近或者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报刊发表,如《新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民主报》等,否则绝难发表。为了确保发声,扩大社会影响,九三学社的意见书往往会请各地同志通过私人关系分送多个报刊。笪移今就曾经回忆,“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正式成立之后的有些活动,都是通过《时代日报》的陆诒和《文汇报》的秦柳芳两位同志向社会报道的”。15因此,有关九三学社的消息发在上海,是社内同志沟通联络、努力扩大社会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总社就设在上海。至于第四则消息,确实是社上海组织以九三学社的名义发表的声明。不过我们从许德珩致笪移今的信件中也可知,社北平组织同样也有直接以九三学社名义发表意见的情况。因此,单凭这一则消息,证明不了什么问题。

第三,关于九三学社理事、监事复员后的分布情况。复员上海的理监事有6人(褚辅成、吴藻溪、孟宪章、笪移今、卢于道、侯外庐),其中包括常务理事2人(褚辅成、吴藻溪),常务监事1人(卢于道);复员北平的理监事有4人(许德珩、张雪岩、黄国璋、黎锦熙),其中包括常务理事3人(许德珩、张雪岩、黄国璋)。因此,单以多寡论,上海确实数量占优;但若以份量论,两地基本持平,北平甚至还略占上风。笔者认为,份量往往要比数量更为重要。甚至就连郭文本身也认为,“本条理由以人员多寡说明问题,略显牵强。”16

“总社北迁说”关于北迁的时间,最开始并未明确,后来又有8月和10月两种说法,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定型为“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总社在指导重庆分社成立以后,迁往北平”。前前后后多种表述,恰恰证明这一说法存在疑点。同时,总社既然迁往北平,那么又迁到北平的哪个地址?所有持“总社北迁说”的史料对此均未置一词。“总社初迁上海说”的漏洞则更大,它甚至从未提及总社迁移的具体时间和地址。

仔细分析“总社北迁说”的时间,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其实是以许德珩离开重庆的时间为参照的。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召开成立大会。在出席这次会议后的第三天,即10月30日,许德珩携子女从重庆飞抵北平。17

这种参照有没有道理呢?一般而言,政党领袖因为代表政党组织发表纲领、意见、主张等,往往会成为政党组织的象征。特别是有些政党在初创时期,人数不多,没有设置专门的工作机构,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党领袖的住所通常就人们被视为政党组织所在地。因此,对于一个初创的政党来说,以政党领袖的行踪为参照,来判定这个政党组织的迁移情况,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政党领袖与政党组织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政党领袖住所地和政党组织所在地,也并不总是一致的。一个较为成熟的政党,通常都会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和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政党组织的迁移,就应以机构和部门为参照。

从九三学社早期历史的实际看,选出了常务理事会和常务监事会,但没有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和部门,同时也没有明确社的领袖。在所有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中,以迁往上海的褚辅成和迁往北平的许德珩两人社会声望最高,政治影响力最大。他俩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九三学社领袖人物的角色。

从与九三学社的关系看,褚辅成和许德珩是九三学社早期起着最为关键作用的两个人物。筹备期间,褚辅成和许德珩一同被推为九三学社主要筹组人;召开成立大会时,褚辅成和许德珩一同被推为主席团成员,褚辅成致开会词,许德珩报告筹备经过,两人一同被选为理事;召开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时,两人又一同被选为常务理事。作为九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重要领导人,他俩并肩战斗、密切合作,为九三学社的创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从资历上看,褚辅成更胜一筹。在九三学社当时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献及有关新闻报道中,褚辅成的排名一般都在首位。《最近中国各党派》《中国党派》《中国党派史》这三本书在介绍九三学社的主要人物时,也都先介绍褚辅成,并称褚为“该社之首要人物”,“次则为许德珩、王卓然、张希曼等”。18

从具体社务工作看,许德珩则更为积极和活跃。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主要是许德珩发起组织的;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和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许德珩都出席指导;九三学社的许多宣言稿和意见书都由许德珩组织起草,并征求各地社员意见。

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后,九三学社的同志因工作关系,散布国内外各地,尤以北平、上海、南京、重庆的社员最为集中。九三学社也主要在这四个地方发展成员,开展组织活动,从而形成了社务工作的四个活动中心。褚辅成在1946年6月迁往上海后,负责上海的社务工作;许德珩在1946年10月迁往北平后,负责北平的社务工作。在这一时期,褚辅成和许德珩好比九三学社最高的两座山峰,共同引领着九三学社的发展。因此,单独以这个时期的褚辅成或者许德珩的行踪为参照,判定总社迁往北平或上海,都是不妥当的,同时也是不符合许德珩致笪移今的信函所反映出的史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11月后,褚辅成和许德珩在社内的这种双峰地位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许德珩对记者明确表示“渠个人不拟赴京”19,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得到了社内外同志的充分认同。褚辅成则先表示“最近不拟赴京”20,“主张延期的”21,但后又错误地出席了“国民大会”。这直接影响到他在社内外的声誉。笪移今在回忆褚辅成这一段经历时说,“由于年迈软弱,在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的花言巧语的诱骗、蒙蔽下,未能坚持己见,他和孟宪章错误地出席了伪国大。九三上海的同志得悉此事后,立即致书褚、孟两人,陈述利弊,力促及早回头。他们在会议进程中逐步感到失望,大会未结束就退席回沪。”22与褚辅成一同参加“国民大会”的孟宪章后来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也专门检讨说,“深念此为一生莫大污点。”23。吴藻溪甚至因为此事专门致信许德珩,“提议开除褚、孟的社籍。”24

因为没有处置明文,许德珩未同意吴的提议,但他在1946年12月给笪移今的信中表示,“以后沪上关于社务问题,拟请兄及藻溪兄多负责任,并商量经常通信方法。目前社员方面似觉散漫,南京方面拟请水叔兄多负责任。”25这可表明,许德珩此时在社内已经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实际上承担了协调社各地组织关系的职责。

很可能因为受出席“国民大会”之事的影响,加之年老多病,褚辅成此后除召集过社员及其他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外,未见其再组织九三学社的其它活动。笪移今和吴藻溪则更多地担负起上海社组织的工作。

在1946年11月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德珩领导北平社组织开展了许多工作,与褚辅成相较,他这一峰呈逐渐凸起之势。1948年3月,褚辅成因病逝世,至此,九三学社之中更无可与许德珩比肩的人物。

如前所述,1947年3月,许德珩曾致信笪移今“拟请沪上朋友讨论”总社的地方问题之事。那么,上海社组织是否讨论了总社的地方问题,讨论的结果又如何呢?

根据九三学社中央最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上海社组织“曾提议以北平为本社总社所在地。”北平社组织收到上海的提议后,于1947年5月4日制作了征求意见表(参见下图),征求各地社员对于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

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底稿

1949年12月,笪移今、孟宪章还专门就这段历史写下了一段文字:“在1947年5月4日,本社成立周年日,北平社友纪念庆祝,曾决议征求各地社友意见,决定总社所在地。结果多赞成北平”。

笪移今关于总社迁移北平的回忆

笪移今是当时上海社组织的负责人,孟宪章是社中央理事,他们作为亲历者,其“多赞成北平”的回忆同北平社组织就总社设于何地征求意见一事可以相互印证,因而可信度和证明力是极高的。

如果还有同志对笪移今、孟宪章回忆的准确性有所顾虑,那么,以下六个方面则可以进一步印证其回忆:

首先,社内同志的认可。吴藻溪在1949年8月13日给詹熊来的信中写道,“九三学社应如何办,请等待北平总社指示,目前谈不到接受新社员入社。”26孟宪章在《中国反美扶日运动斗争史》中说,“从1948年春开始,对日问题座谈会乃进一步扩大范围,并一变开始时的温和态度,改采积极的尖锐的斗争姿态。自后,所发宣言在上海则通过大教联(特别热心的是李正文、张志让、曹未风诸先生),各民主党派(如施复亮、杨卫玉、宦乡、陈仁炳、李世璋诸先生),在平、南京则通过九三学社总社及南京分社(由笪移今与许德珩、袁翰青、潘菽及厦门大学罗志甫诸教授联系),在穗、渝、汉等地则通过私人关系,妇女届则由曹孟君、孙荪荃负责,广泛征求签名。”27笪移今在其回忆九三学社的文章中,亦专门引用了孟宪章的这段话。28这些史料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前,吴藻溪、孟宪章、笪移今等上海的同志就完全承认了北平的总社地位。翻阅社内的其他创始人或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如潘菽、金善宝、谢立惠、袁翰青等人的文章,也从未发现他们对这一时期的北平的总社地位有过质疑。

其次,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北平和平解放前,许德珩所领导的社北平组织,积极联络北大等高校的教授,做了大量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如发表宣言,教授签名运动,参加学生游行,营救被捕学生,掩护处于危急中的进步学生等等,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认可。1948年4月,毛泽东在给刘仁的信中说,“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29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30成立联合政府有关问题。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中,列出29位拟邀请赴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许德珩名列其中。他也是该名单中唯一的九三学社社员。1949年初,周恩来专门指出,“九三学社,凡知北平民主运动的人,均知为北平以北大为主的进步教授组织。”311949年6月16日,在解释为什么没有邀请有些团体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时,周恩来表示是希望这些团体在地下工作上有所作为,“一个是北平许德珩先生领导的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的领导同志跟北平的地下工作同志是有联系的,曾经掩护过很多同志进行民主运动。当时我们还是期待着这个组织在北平继续开展工作,因为当时北平还没有解放。”32由这些文献可知,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眼中,许德珩就是九三学社的代表,许德珩所领导的社北平组织也相应地被视为九三学社总社。

第三,社会上及国民党有关方面的看法。郭衣洞(即柏杨)在1947年编著的《中国各党派》中,有一份介绍各政党的表格,即把许德珩单列为九三学社的领导人。331948年11月,由国民党有关方面编写的《中国现有党派社团调查表》,同样把许德珩单列为九三学社的领导人。34

第四,这一时期九三学社发表的宣言、意见书等,大部分是社北平同志起草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九三学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也是许德珩等北平的同志起草并于1949年1月发表的。

第五,从1948年秋到1949年3月间,卢于道、梁希、潘菽、涂长望等社员先后被接送至解放区,并抵达北平。此后,随着新政协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先后召开,多名社员会聚于北平。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北平的总社地位。

许德珩致笪移今的信、北平社组织征求总社所在地的档案,笪移今、孟宪章的回忆文字,前述许德珩与褚辅成在社内地位的演变,再加上前述六条理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根据这个证据链条,我们可就九三学社总社问题得出如下基本结论: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九三学社各位理监事及社员也先后回迁,散布于国内外各地,尤集中

于北平、上海、南京、重庆四地。九三学社在北平、上海、南京、重庆四地积极发展成员,开展组织活动,形成了社务工作的四个活动中心。但在此后约一年左右的一段时间里,九三学社未明确总社所在地。1947年5月后,经上海社组织的提议,并征求各地社友意见,北平被正式确立为九三学社的总社所在地,同时也进一步确认了许德珩的领袖地位。

1.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著:《九三学社简史(2005年修订版)》,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2.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4年第1期,第21页。

3.张篷舟,张仪郑编:《1950人民手册》,上海大公报1950年出版,第244页。

4.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存。

5.张篷舟,张仪郑编:《1952人民手册》,上海大公报1952年出版,第244页。

6.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著:《九三学社简史》,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7.《中国党派》,中联出版社1948版,第272页。

8.谢纲槐编著:《最近中国之党派》,金星印刷厂1947年 版,第121页。

9.王觉源著:《中国党派史》,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403页。

10.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5年第1期,第15页。

11.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编:《上海九三学社专辑》,第3页。

12.《九三学社通过决议要求停止各地内战 并要求取消党化教育,改善教职工生活》,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5月14日第2版。

13.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4年第1期,第21页。

14.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5年第1期,第13—15页。

15.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编:《上海九三学社专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7年出版,第11页。

16.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4年第1期,第23页。

17.邵鸿:《许德珩年谱初稿》,未刊。

18.谢纲槐编著:《最近中国之党派》,江西尖兵半月刊社1947年 版,第121页。

19.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4日。

20.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5日。

21.《申报》,1946年12月17日。

22.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编:《上海九三学社专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7年版,第5页。

23.丹江口文史资料编辑室:《丹江口文史资料第五辑》,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9年版,第71页。

24.九三学社中央宣传委员会编印:《九三社讯》1952年9、10月号,第44页。

25.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5年第1期,第14页。

26. 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5年第1期插页。

27.孟宪章著:《中国反美扶日运动斗争史》,中华书局1951年版,第26页。

28.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编:《上海九三学社专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7年出版,第16页。

29.指张东荪和符定一。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31.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 第一辑》,第232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33.郭衣洞编著:《中国各党派》,祖国文化馆1947年版,第91页。

34.《党派分析+中国现有党派社团调查表》,河南省档案馆,档号:M0002-006-00174-022。(乔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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