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 2月 5日，上海衡山路 964弄王家又添了一个男孩。这已经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了，顺着兄长们的名字，父母也给他起了个带“走之旁”的名字：王选。

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多灾多难，战火连绵不绝，倍受列强压迫，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成为每个华夏儿女梦寐以求的憧憬与渴望。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即将诞生，也没有人能预想到，这个名叫王选的男孩，将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艰苦卓绝，勇于创新，引领汉字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并成长为我国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的一面旗帜。

自主创新 当代毕昇

王选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毕业于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是一个正直、严谨的知识分子，有着爱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他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一个喜爱读书、追求进步的知识女性。王选兄姊五人，他排行第五。父母对大家既要求严格，又爱护有加，兄弟姐妹之间关心体贴，和谐亲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王选从小就养成了宽厚、真诚的性格，从小就把“国家”放在心中最重要的地方。

1954年，王选考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到了二年级下学期，开始分专业。当时数学力学系有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三个专业。数学专业是一门古老而又成熟的学科，大多数成绩好的同学选择了数学专业。而计算数学专业则是北大刚成立的新兴学科，没有一套像样的教材，应用性强，乍一看不见得有多高深的学问，却包含大量非创造性的技术工作，许多人不愿问津。在抉择的当口，王选看到了 1956年 1月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讲了几个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其中就有计算技术。他深受鼓舞，下定决心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王选的抉择并不是偶然的。一直以来，他喜欢阅读历史，发现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创造出更加巨大的价值，才能更好地回报社会；选择计算数学专业，就是自觉回应祖国的召唤，主动满足社会的需求。

1975年春天，王选还只是北京大学一位 38岁的助教，却已经经受了 8年疾病的折磨。从这一年起，他着手研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王选大胆提出跳过正在攻关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当时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为了掌握国外照排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王选常常挤公交车到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当时车费是二角五分，为了省五分钱他就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他当时没有课题经费，每月工资只有 40多元，还是多年的老病号，常常靠手抄资料来节省复印费。从 1975年至 1993年，在这 18年里，王选没有节假日，没有礼拜天，没有元旦，也没有大年初一，基本上每天工作 16个小时以上，终于带领团队成功研究了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日后回顾，王选将这段岁月称为“逆潮流而上”、“九死一生”，不由感慨：“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失掉了常人所拥有的乐趣，但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这个乐趣就是工作过程本身。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就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

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研究成功，使王选获得了很多荣誉。面对荣誉，王选经常反问自己：“我们到底对国家是有功还是有过？我们得了这么多奖，如果将来市场都被外国产品占领了，那么功劳在哪儿呢？国家的投资到哪儿去了呢？”当时，外国公司正在大举抢占中国出版印刷市场。面对外国公司的挑战，王选决定正面交锋，在市场里一决高下。他作出了又一个抉择，那就是：创办高校新技术企业，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实现“顶天立地”模式。“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追求一流原始创新的科研成果；“立地”就是科研成果商品化，并大量推广、应用。凭借卓越的性能和实惠的价格，到了 20世纪 90年代，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占领了国内出版印刷行业 99%的市场份额，占领了海外华文出版业90%的市场份额，并成功打入日本、韩国和欧美市场。正是王选和他的团队一连串的创新，促进了汉字激光照排产业的形成，实现了中国出版印刷行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推动了我国报业和出版业的跨越式发展，大大提高了中国汉字、中华文化的传播速度，使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使用的文字进入了信息化的新时代，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被誉为“汉字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

老骥伏枥 甘为人梯

王选带领团队将中国出版印刷行业从“铅与火”的时代带入了“光与电”的世纪，但他并不满足，而是思索着新的转型与更大的突破。1993年春节期间，王选仍像往年一样闭门搞设计，年后与学生讨论问题时，没想到花了两个星期做的设计，被学生一句话给否定了。王选深受震撼，洞察到在计算机等新兴技术领域，年轻人有明显的优势。

这一年，王选 56岁。他反躬自省，发觉自己两次创造高峰期都是出现在年轻时期，一次是 26岁时钻研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一次是 38岁时从事激光照排项目，而当年轻的自己处于创造高峰时，却没有得到承认，是个不受重视的小人物；现在创造力减弱了，却忽然成了权威。“这是个很大的误会，”王选内心起伏着，自己如今是一匹“伏枥的老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依然有很强的事业心，总想在晚年继续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心态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把这种雄心更多地落实到扶植新一代的年轻学术带头人上去；今后，要“俯首甘为孺子牛”，要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来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

这一年，王选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他把“老骥伏枥，甘为人梯”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决心全力扶持年轻人，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氛围，使他们产生更多的新思想、新方案、新成果。为了培养更多的年轻骨干，王选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他经常强调：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现培养了多少青年才俊，能不能做到爱才如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从那以后，方正研究院每招收一届员工，王选就让人事部门整理一本花名册，平时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到各部门去和大家聊天。他随手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他的抽屉里有一本花名册，每个员工都附有照片，王选还把了解到的他们的在校成绩、得奖情况、个性特长、不足，甚至家庭背景写在旁边，如“某某很聪明、能力强、爱玩”，“某某住附近外婆家”，“某某 40人中排前 10名，直、倔、冲”等等。一些刚来单位的年轻人，因为岗位不合适来找他，他会立即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遇到重要骨干要走，他还会亲自出面挽留。

王选注重“不拘一格降人才”，一旦发现谁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素质，便牢记在心，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他们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汤帜，研究生考试时有一门成绩不及格，但数学和计算机成绩非常优秀，王选发现他这个情况便破格录取了他。在接触中，王选又发现这个学生非常着迷于技术，一个问题想不出来，会一想再想，直到找到答案为止；还有，他编的软件，测试反映错误很少。王选便让他继续当自己的博士生。后来，汤帜成为日文出版系统和 e-Book方向的技术带头人。

王选常常感叹，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但如果长期“价廉”，可能会不再“物美”，要在待遇上充分体现人才的价值，特别是要努力解决青年骨干的后顾之忧。王选深知，事业心强的优秀年轻人才在有了很好的住房和工作、生活条件后，便不大会无限制地追求物质待遇，而会投身于他们看得更重的事业上去。为此，他从技术转让费中拿出 200多万元，集资购买了 50多套住房分配给骨干，其中有的刚来单位不足两年，有的还没有成家。有一次，单位的一位技术骨干在回家结婚前向他提起，如果能把在外地工作的爱人调到北京来工作就好了。他立即按照当时北京市的政策，找到了要进人的单位。就在这对新人在家乡举办婚礼期间，意外收到了他的来信，说单位已帮助联系好了，一开学就可以来北京上班。还有一次，他从侧面了解到，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的爱人单位离家非常远，每天上下班需要 3个多小时，便与学校多次沟通，将这位博士生的爱人调到了北大。而这一切他从来没有向他的博士生提起过，直到几年后，这位博士的爱人和同事聊天时才意外得知事情的原委。

在王选的支持和培养下，这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有辜负王选的期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科研带头人，带领着团队不断创新拼搏，勇攀科技高峰，开拓出了网络出版、数码印刷等新的领域，努力实现王选念念不忘的“超越王选，走向世界”的心愿。

王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身上既铭刻着传统知识分子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又洋溢着新一代知识分子以创新求发展的时代精神与历史使命感；他既像一位慈祥和蔼的父亲，把每一个学生、每一位员工，当成自己的孩子，倾心呵护，精心培育，不求回报；又像一位亲密体贴的朋友，坦诚信任，平等探讨，虚心接受质疑，时刻关心他人的冷暖。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06年 2月 13日，当王选逝世的消息传播开来时，悼念文章如雪片般纷至沓来，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从科技泰斗到莘莘学子，悼念热潮在中华大地涌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王选办公室接到了数百封唁函唁电，有国际友人，有国家领导人，有科学家、企业家，还有社会团体、机关企事业单位，有的没有署名，只是写着“学生”两个字。

鞠躬尽瘁 精诚合作

作为一名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知识分子，千秋家国梦，一直深深植根于王选心中。他从青年时期起，就胸怀“科技报国”的志向，立志成为一名为祖国、为人民奋斗终身的科学工作者，始终把自己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心底奔涌着的爱国济民的初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选后来才水到渠成地成长为我国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的一面旗帜。

王选与九三学社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北大读书期间，王选就知道九三学社有许多值得学习和敬仰的知名科学家，如茅以升、严济慈、周培源、吴阶平、黄昆等人。加入九三学社后，王选在这个大家庭里获得了一种很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当时九三学社中央有几位与王选年龄相仿、经历相近的副主席，王选发现，自己在“文革”中受到了批判，被列入另册，但“与九三中央洪绂曾、金开诚、谢丽娟、安振东、黄其兴等五位副主席所经历的磨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这五位副主席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仍抱着拳拳爱国之心，尽最大努力为国家作贡献。”这种经历与情怀深深打动了有着同样理想的王选，他想起了季羡林先生的一句话，“爱国没商量”。王选认为，在九三学社的光荣传统中，“爱国”和“民主与科学”同样重要，值得珍惜、呵护。

但最初，王选并没有拿定主意加入九三学社。1994年至 1995年，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的吴阶平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在看望王选的时候，做了争取他加入九三学社的工作。起初，王选有些顾虑，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毕生应献给所珍爱的科学事业。但是，当他认识到，这是他所挚爱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需要，便很快就同意了，并由此开始了为多党合作事业殚精竭虑的新征程。

1995年，王选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自 1997年起，兼任九三学社科技委员会主任。王选充分利用自己多年从事科研与产业的心得和思考，先后撰写《自主技术产品出口的若干思考》《试谈科研成功的因素》《自主创新要有超过外国人的决心和信心》等文章，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建议，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他还组织人才，主持完成了《加强创新人才建设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建立智力产权制度推动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关于在高科技企业中实行智力产权制度的建议》《关于加强科技立法工作的建议》等广受好评的提案。此外，他还通过参加高层协商会、直通车、政协提案等多种方式，积极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科技事业建言献策。

王选在九三学社深受社员爱戴和拥护，本有可能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但是他后来罹患重病，就与吴老等极力推荐韩启德担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刚开始时，韩启德心里没底，王选得知后多次勉励他说：“你一定能做好。”有的会议王选没有参加，但他会将韩启德主席的讲话稿拿去看，很认真地阅读，加以鼓励、肯定。

2003年 3月，王选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一天，两人在政协大会九三学社界别驻地开常委会。会前王选把韩启德拉到一旁，推心置腹地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沟通一下，现在我们都担任了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据我所知，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要布置警力，包括交通，以后我们要遵守时间，如果我们晚一点，就会给人家整个系统造成很多麻烦，所以我们说好的时间就一定不要轻易改变。”细微处见精神，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王选都考虑得非常周到，时时刻刻，他不是考虑自己，而是考虑别人，考虑九三学社的政党形象。

王选非常关心九三学社的基层组织和普通社员。他多次参加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举办的新春联谊活动，与大家一起包饺子、拉家常，并对基层委员会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2005年初，新一届北京大学委员会成立，很多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授被选进了委员会，为了支持他们开展工作，重病中的王选欣然题词给予鼓励，并与他们畅谈自己参加民主党派工作的感受，以及多党合作的重要意义。

九三学社有位同志的爱人得了和他一样的病，王选和夫人陈堃不仅热情地鼓励患者与疾病作斗争，还用自己的钱从国外购买一种很贵的新药，每个月要 1万多元。王选夫妇不仅记着什么时候药快吃完了，什么时候该把药送过去了，而且每次送药都要附上一封信，劝慰患者和家属不要在意费用，费用由他们承担。他们与患者连面都没有见过，只是因为患者是社员的家属，他就予以无私的关爱。

2000年 10月，王选被确诊为肺癌。在与疾病抗争的五年多时间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王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国家、对人民的奉献。从确诊到去世的1900多天里，他有 794天在治疗和住院，在此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王选坚持参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层协商会议 19次，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有关方面的会议活动 340余次，撰写文章 11万字。

王选患病后，作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总体战略顾问专家组”成员，他仍积极参加相关会议，为国家科技发展呼吁。在《制定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一些思考》中，他建议要把掌握核心技术作为高新技术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强对原创技术的支持力度，把人才培养和建设良好科研环境作为重要内容。2003年初，九三学社中央提出实施“人才强社”的战略，王选马上表示肯定，并身体力行积极推动。他把当年中青年科技人才列出了一个名单交给韩启德主席，作为发展对象，其中列在第一位的就是潘建伟。王选说，我可以断定，他是一位顶尖的科学家。他还抱病给潘建伟写信，祝贺并勉励他：“院士和获奖不能成为科研的动力，你正处在创造的高峰，抓紧时间扎扎实实出更大的成绩无疑是头等大事。”这发自肺腑的关爱打动了潘建伟，他以感佩的心情表示，作为青年学者，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受到深为敬佩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关心和鼓励，真是非常幸运。在王选的关心和当地社组织的努力下，潘建伟加入了九三学社。如今，潘建伟已是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安徽省委会主委，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量子工程中心主任，他正带领团队一步步筑实梦想，让中国的量子科学稳步行进在世界最前沿。

2005年 8月，王选正在接受一种免疫治疗，每次注射药物后，都要引起 39度高烧，浑身疼痛，虚弱不堪。8月 16日，病情稍有好转，王选就来到中南海参加中共中央就制定“十一五”规划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书面建议。他针对当前科技界弥漫的不良风气，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对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往往是少数科研团队，我国科研的投入产出比不能令人满意。一些单位千方百计争取项目、弄钱，因为评业绩时获得的经费数目也是一项指标，而且科研经费还可以个人提成，不少单位从未有过可应用的成果，但可以凭关系不断获得经费，‘公关’能力往往比科研‘攻关’能力更重要，这种现象对于真正能出大成果的团队是不公平的。”他热切期盼“建立科学、公平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努力实现更好的投入产出比”，恳切呼吁“国家科研经费应重点投向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

2005年 10月，王选病情进一步恶化，人也异常消瘦，就这样，他仍然咬紧牙关撑起身子，写下了长达 7000字的《给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的建议。他回顾了电子计算机诞生 60年以来的重大发明，指出这些重大发明的提出者大多为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有的仅二十多岁，认为“我国并不缺乏优秀人才，关键是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那些最有创造力和活力、团结拼搏的优秀团队……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确定主攻方向是绝对必要的，但有些成果是无法事先规划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不是规划出来的。有时选择人比选择项目更为重要，因为有了人会创造出事先想不到的重大方向”。这是王选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他最后一声疾呼；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挂怀的，仍是祖国的科技创新事业。

光辉人格 感召来者

究竟是什么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瘦弱的王选？是怎样的抱负，使得王选既是科技创新的弄潮儿，又是多党合作的典范？

王选说：“我常想，一个人，一个好人，他活着，如果能够为社会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他的一生才是有趣味的一生。爱因斯坦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人只有为别人活着，那才是有价值的。我赞同他的话。但凡有成就的人，大多具备这种品质。他们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活得有价值，始终不渝，狂热地去追求。”王选还时常提起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I+We=Fully I，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把自己融入集体中，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价值，绽放出完美绚丽的人生。对于王选来说，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追求在忘我工作中实现真正的自我。

在王选被确诊为肺癌后的第三天，他立下了遗嘱。他说：“人总有一死。这次患肺癌，即使有扩散，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向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到轻度工作的水平，我还能为方正，尤其是为国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作出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半生苦累，一生心安，是的，王选应该走得心安，死而无憾，他已经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王选一生所走过的学术历程和科学道路，他的自主创新精神和光辉人格，是我们一生都读不完的大书，是所有九三人的崇高榜样。他以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印证了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和光荣历史。

王选虽然走了，但王选精神永在。王选精神是一种爱国情操，对国家、对人民忠心耿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王选精神是一种思想风范，参政议政，始终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精诚合作；王选精神是一种创新品质，献身科学，敢为人先；王选精神是一种光辉人格，心怀天下，淡泊名利，甘为人梯，以提携后学为己任。王选精神既是时代的，也是永恒的。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王选孜孜以求并为之终身奋斗的伟大事业和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为一个以科技界为主的参政党，九三学社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重大历史责任。今天，九三人还时时怀念王选，与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一道，把王选奉为自己的导师，立志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来铸就九三学社未来的辉煌，实现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